生逢乱世
陶渊明是晋宋人，这个晋指东晋，宋是刘宋。他正好经历了王朝倾覆到南北朝对立更替的时代，在乱世中隐居，因为自身的放弃，让他的隐居变得更有代表意义。
世人讲“舍得”，舍得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不论“舍”的时候多么慷慨，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“得”。为什么陶渊明千百年来成为中国文人向往的意象而不可超越？因为他对世俗的舍得，是从内心出发的，是真正的“舍”，而并不在乎“得”。或者说他的眼光早已超越了世俗凡尘中的所谓“隐居”——避居东山，只为再起。他的退隐是心甘情愿的，而并非所谓的官场不得志，散发弄扁舟。
陶渊明之后，有名有姓的大诗人，没有人能再达到他的境界，除了隋末唐初的王绩，隐隐学到一些真味，却也相去甚远。中国官场的根底文化是出仕治天下的儒家文化，虽然有佛道文化的侵染，但绝大多数是身居江湖之远，心望庙堂之高，只有在不被起用的时候，才谈得上通明透彻，看穿世事。
被称作“诗仙”的李白，一生浪漫恣肆，至死还在奔往前线的路上；终身白衣的孟浩然，前四十年一直在努力致仕，万不得已才回归田园生活；翩翩公子的王维，即便是被朝廷治罪走向佛家，依然在辋川别墅中半隐半仕；思想集儒佛道小成的苏东坡，以开明疏朗传名于世，最羡慕的就是五柳先生，可他至死都在官场沉浮。
他们都向往陶渊明的隐士生活，他们也都有资格过上陶渊明的隐士生活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，只是羡慕，或者说只是用来抒发、排解官场失利的郁闷情绪，而并非真正想像陶渊明一样回归自然。
世间大多数人，根本就不够资格说“隐居”，说“放弃”，说“舍得”——你要隐居，首先的条件是人家不让你隐居。你默默无闻地过一生，求功名而不得，算哪门子隐居？你要说“放弃”，至少要曾经拥有过，一个没考上过进士的文人，当然也可以说不在乎功名，但是谁信呢？一个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和尚，没有体验过红尘的喜乐悲欢，却开口闭口“舍得”，这不荒谬吗？
陶渊明是有这个资格，有这个才气，有这个待遇，却身体力行地做到了“舍”，不求“得”，所以他是中国文人归隐情绪的标杆，无法超越。
司马氏一统天下，建立晋朝，毕竟是篡权得宝鼎，不像曹魏是实打实的军功，名声并不好。从汉朝开始，主流意识就是以孝道治天下——对父母的孝，其实转换过来就是对君主的忠。晋朝的上层意识依旧是沿用汉末曹魏讲究孝道，元代《二十四孝》中，大都是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故事，这反映了司马天下对孝道看得比较重。当时取仕有所谓“举孝廉”，实际上就是将孝道人作为先进事迹往上报，流传下来的故事自然就多。
孝的目的是忠，可是司马氏弑君篡权，和这种意识推广又非常矛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王朝的分崩离析就是可见的了。八王之乱后，少数民族入侵，洛阳被攻破，晋朝灭亡。其时司马睿在南京登位，是为东晋。文人们见新皇帝在南京，自然都往这边跑，这就是历史上的“衣冠南渡”。衣冠南渡的后果就是，洛阳来的文化人和本地文化人，一起将南京的文化氛围搞了起来，汉文化重心偏向南朝，北方当时就相对要差一些。
东晋时间不长，被刘裕灭了，成为刘宋，刘宋的大臣又灭了刘宋，之后是齐。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相互更迭，属于南方朝廷。北方情况也差不多，这个时期即南北朝。
陶渊明就处在东晋末期，刘宋初期，我们称他为东晋诗人。
诗酒一生
两晋是中国历史上门阀政治最鼎盛的时期，东晋国土面积小，政治环境乱，皇帝被门阀架空把持。当时的高门，就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中提到的王导、谢安这两家人。
陶渊明是东晋名将陶侃之后。陶侃戎马一生，从寒门到长沙郡公，能力不容小觑。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，出身可以说是决定了一切，能力再强在高门面前，同样遭受鄙视，无法真正进入政治核心圈子。王敦做大将军当政期间，直接将陶侃外放为广州刺史——当时的岭南，可是烟瘴蛮夷之地。而当王敦作乱的时候，皇帝则征召陶侃为征西大将军，利用陶王两家积怨平定叛乱。
这一时期，科举制还未发明，用谁当官，还是靠考察、推举，这也是门阀逐渐垄断政治的原因。陶渊明作为陶侃之后，虽然家道中落，但是当官的资格是肯定有的，而且他的才能是可见的。
但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太差，陶渊明看不上这一点。当时的士子，并非为了生计而谋求仕途——毕竟能入官场，多少是有些背景的。即使是寒门，也只是相对高门而言，对那些温饱难当的下民来说，也是天上人间。陶渊明有自己的政治想法，但是在昏暗的官场中无法实现，性格又不喜欢管束和交际，所以他对当官是一点都不上心的，想做就做，想走就走——反正身份在那里，没多久又会有人来请。
陶渊明是柴桑郡，即江西九江人。祖父是太守，父亲是魏晋名士，风流人物。他因为出身好被征召当官，但是并不乐意。因为他有文采、有格调，看不上那些靠背景做官的人，对迎来送往感到厌烦，基本上当几天就走了。最后一次当彭泽县令，大概干了几十天，就回家种田，彻底离开了官场，直到去世。
这就是所说的有资格放弃，而且真的放弃了这一切的人。
不过因为太好喝酒，影响了身体，导致生了几个孩子，都有点痴呆。然后家里又着了一场大火，生活越来越困苦，日子并不好过。
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陶渊明依然安心过自己的隐居生活。因为看不上别人，所以不喜欢跟别人混。到了将近九十岁，檀道济还要请他出山，坚决不去——也确实没有出去的必要了。陶渊明的政治理想，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生活，而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，当出仕之后得到的位置不够，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就直接辞官走人，或者拒绝了。
回家务农后，陶渊明创作了很多著名的诗。如《归园田居》组诗，《饮酒》组诗。他的诗朴实、简单，就像说话——当然是当时的白话，和我们今天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的。
陶渊明的诗歌风格独树一帜，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。后来者再也写不出这种感觉，他的作品含义很深刻，字句又非常简单，这完全是一种心态的流露，非常高级，非常有难度。
渊明是他的字，其实他叫陶潜，还有一个字“元亮”，自号“五柳先生”，死了后有一个谥号“靖节”。这个谥号是“私谥”，也就是并非官方给出的，是出于德高望重，乡里乡亲给他取的谥号。
饮酒其五
我们来看他最有名的作品，也就是《饮酒》诗二十首中的“其五”。这首作品主要描写诗人弃官归隐田园后的悠然自得心态，体现出陶渊明决心摒弃浑浊的世俗功名后回归自然，陶醉在自然界中，乃至步入“得意忘言”境界的人生态度和生命体验。
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这是一首五言古诗，因为平仄格律产生于唐朝，连“四声”的概念也到了齐梁才有，所以魏晋诗歌不存在声韵格式的考究，也没有绝、律的概念，只要念起来清朗顺口押韵即可——这是正宗的古风。
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”
“结庐”，盖房子。“人境”，人世间，人多的地方，人类聚居的地方。“车马”，指世俗交往。这实际上就是大白话，非常容易理解。
我在人世间盖了座房子隐居，没有车马的喧闹之声。
是真的没有车马声吗？当然不可能。不是没有，而是感觉不到世俗交往的喧扰。
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
“尔”，代词，这样的意思。这一联是自问自答，解答首联这种状态：为什么在热闹的地方，我却感觉不到车马喧哗？
问我为什么能这样，只要心志高远，自然就会觉得所处地方僻静了。
为什么心志高远就会觉得所在的地方不喧哗了呢？因为